批判性并不是雜文的靈魂隨筆
關于雜文的靈魂，現代雜文界論者多把它定位于思想性、批判性上，更有甚者還進一步強調雜文靈魂的戰斗性甚至攻擊性。雜文的思想性無可非議，批判性我不敢茍同。
雜文歷史悠久，但批判性不是它的傳統。早在先秦散文興起之時，雜文也已隨之出現。秦諸子百家的文章，如《鄒忌諷齊王納諫》、荀子《勸學篇》、韓非《說難》，實際上就是雜文，少有批判性。劉勰的《文心雕龍·雜文》以兩漢、魏晉的雜文名家名篇為據，最早對雜文體裁作了系統的總結論述。論及雜文的特征，劉勰主要提及的是詼諧的戲嘲，辨析事理，雜文以長于“諷諫”而有別于當時已經大行其道的以“勸誘”為主的漢賦。
我們以雜文研究者引據最多的歷代著名雜文，如唐代韓愈的《雜說》、柳宗元的《桐葉封弟辨》、明代劉基的《賣柑者言》等名篇來看，其文意及語言表現形式也并不以批判性為要，相信彼時更沒有硝煙濃烈的“戰斗性”。
請注意，劉勰講的是“諷諫”�！爸S諫”雖比“勸誘”更進一層，但還達不到批評的程度，更不要說批判�！爸S諫”是什么意思？不直指其事,而用委婉曲折的言語，暗示、比喻的方法規勸,使其改正錯誤。這是雜文靈魂的歷史源流。
事實也正是如此。即使魯迅以來中國現代較有代表性的雜文作家，如周作人、林語堂、瞿秋白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徐懋庸、唐弢、夏衍、巴人、鄧拓、林放等人的雜文，極少有魯迅少部分雜文那樣的批判性、戰斗性和攻擊性，也很難得出“批判性是雜文的靈魂”這樣的結論�，F代雜文研究不能撇開這個時期的作家群體，而以某個人、某個人某些篇章臆斷雜文的靈魂。
本次“東華杯”全國雜文“家風國風縱橫談”主題征文活動，可以看做是雜文與時俱進的實踐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從主題預設到已公開的獲獎雜文篇目看，已經少有尖刻、辛辣、刻毒、充滿“火藥味”的“批判精神”，重拾起雜文傳統的諷刺、幽默、詼諧、戲謔、調侃的“諷諫”健康文風。這也正是當代社會文明和政治文明所需要的，也是雜文生命力之所在。
將批判性奉為雜文的靈魂，是魯迅以來的事，這樣的結論也與魯迅部分雜文有密切關系。在現代雜文研究論著中，幾乎全部以選定的魯迅雜文中少部分“匕首與投槍”篇章為范例，缺乏客觀地、全面地對其雜文進行系統的研究，往往是政治先行、論點先行，以典型代替一般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經過別人定義的“政治魯迅”，是一個“預設”的雜文靈魂。正是這一謬誤增添了雜文的時代局限性，使之在和平盛世時期不受人“待見”，讓人“討嫌”，雜文也走進了磨道里。令人更為痛心的是雜文業界同仁對此不自知、不自省，有一種走偏的覺醒，怨婦一樣地指向對雜文的政治實用性；面對雜文的衰落，一方面痛心疾首；另一方面卻依然尊奉“批判性”為雜文靈魂。
我認為，批判性、戰斗性甚至攻擊性充其量只是魯迅個人雜文的特點之一，是整個雜文特點之一的之一。就這個“之一”，全面、系統看魯迅全部雜文還值得商榷。研究者有必要全面研讀《魯迅全集》。由于魯迅雜文的成就，更由于他的部分雜文適應了那個時代某種社會政治的需要，按需選取了他雜文中幾篇特別有戰斗性、攻擊性的雜文，一手造就了對魯迅犀利到“刻毒”的文風的“神化”，并將其奉為雜文“靈魂”毫不奇怪。這一觀點還有時代背景作支撐，即批判性、戰斗性文風適合于革命時期；而縱觀人類社會，和平建設時期遠遠長于革命時期。
我們不可否認魯迅是“五四”運動以后雜文的領軍人物，開創了一代雜文新風，也不可否認魯迅對當代雜文的至偉貢獻；但是，把魯迅個人文風中一個突出特質當作雜文整個文學體裁的特征，而且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，魯迅即雜文，雜文即魯迅；雜文就是“匕首與投槍”，顯然是大謬之極。
當然，也無可否認，批判性是雜文的一個重要功能，針砭時弊仍然是雜文的一個取向，但絕不是全部。換用“批評”、“諷諫”或更為恰當�？v觀雜文史，古今雜文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，只不過“五四”運動以后的三十年，由于多種政治背景因素，歷史地促成了“怒罵”獨導雜文文風的局面，雜文只突出一個“怒”字一個“罵”字。而導致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雜文的漸趨衰落，究其原因也蓋出于此。
將批判性奉為雜文的靈魂，實在是雜文自縛手腳的愚昧之舉，無異于自己斷自己的路。雜文要與時俱進，重回傳統，才能得以繁榮；也只有重回傳統，雜文才可以走得更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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